张箭在《古代中国人足迹和地理知识的北至》（《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根据史料分析，唐、宋、元中国各民族人士及探险队最北到达北纬63．5度的地区便南返。因为再往北，马的抗旱和饲料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北纬63．5度是古代中国人足迹所至的最北的极限纬线，这一线相当于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广义）中南部。虽然唐代以来的中国人的足迹到达了今西伯利亚地区，但在地理认知和舆图绘制等方面，显然滞后于实际行踪。现存中国最古的大范围小比例尺地图是宋代的《华夷图》，它向北只画出了黄河、长城。直到明末清初，知识界对利玛窦等传教士传入的地理知识寰宇观念仍是将信将疑。直到清乾隆时，中国知识界才确知北亚－西伯利亚和北冰洋。
马光在《唐宋名篇与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中说，近年唐诗宋词中的精品之作备受人们欢迎，说明了精神浮躁之后的某种回归。由唐宋名篇所代表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沙里淘金而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精华，是经过千百万大众社会文化欣赏实践考验的精品。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真正的人文理念，因而不会过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下一个世纪。唐宋名篇朗诵音乐会的实践，证明传统文化是可以和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
郭预衡在《清代文治与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清代之文，大凡三变。初期政局甫定，文网尚宽。一些抗清的遗民学者，皆得保全性命，且得著书立说。有的归命文人，出处进退，亦颇自由。故清初学者为道为文，都非一统，各家各派自由驰骋。清代中期，王朝进入盛世。康熙、乾隆诸帝，博学多能，统治有术：一面开馆设科，广征鸿博，又多次南巡，钳制士子，网络遗逸；另一面则查毁违碍书籍，大兴文字之狱。于是乾嘉考据之学、桐城义法之文，遂为盛世之学、治世之音。清代后期，统治失控，世变日繁，文章亦变。但王朝统治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变、文变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彭南生在《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一文中说，近代中国农民离村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村劳动力大量丧失，农业生产衰退；其次，造成畸形城市，使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城市人口职业结构严重失衡和大量失业；再次，构成中国近代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农民离村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它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近代中国则不得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
郭延礼在《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齐鲁学刊》1999第6期）一文中认为，受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近代报刊的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报刊。近代不仅文艺报刊登载小说，而且许多非文艺性的一般报刊也登载小说，这是促成近代小说繁荣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近代报刊的出现，也培育了一批职业报人和报人小说家。新的媒体为他们的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广阔的传播阵地。近代报刊平民化、通俗化、都市化和传播快的特点，使小说文体成为报刊的宠儿；近代都市的形成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又为报刊造就了一个巩固的消费和受众群体。为适应日益增多的报刊的需求，进一步扩大文学作品的稿源，稿酬应运而生。20世纪初稿酬的出现，为报人小说家向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过渡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小说家／作家在全社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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